黄河故道的文学突围

赵本夫是从丰县走出的当代著名作家，他用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奉献出五六百万字的优秀作品，开辟了黄河故道的文学版图，成为了文学苏军的典型代表之一。他不仅有许多中短篇小说佳作传世，长篇小说《天漏邑》《荒漠里有一条鱼》的问世，更使其成为长篇小说大家。 

坚定初心：为农民写作的时代作家

农民出身的赵本夫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心就是为农民写作，这种朴素而执着的创作观根植于他与生俱来的土地情结。这点是他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的突出标志，这种坚持为人民写作的创作观是社会主义文艺观的本质表现，也是理解赵本夫作品的关键所在。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书写中，农民和乡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既贫穷落后、不思进取，又肮脏丑陋、不堪入目。赵本夫认为这样的描写和建构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他立志为农民说话，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反驳这些伪乡村伪农民形象，希望通过书写农民心灵的富足与善良，来为农民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挣得一席之地。可以说，赵本夫作为乡土作家的写作观是超越于同时期的一批知青作家的，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创作接续了现代文学自赵树理以降树立的农民书写传统，正视农民不足的同时，对其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并对其精神世界的闪光点予以放大和强化，突出现代农民的坚韧顽强质朴善良。更关键的是，这种创作观，贯穿于赵本夫的整个创作，贯穿于其地母三部曲始终，可以说是其一生创作的旨归。

处女作《卖驴》写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刚包产到户的农民孙三老汉害怕失去土地的担忧，其后的地母三部曲以1855年黄河决口后草儿洼人在废墟崛起文明重建的过程，包括解放后至今的现代变迁，展示了重土—得土—失土—弃土—无土的土地变奏曲，发出了无土时代人何以为人的灵魂追问。即便在《天漏邑》中，也借宋源与松本之辩，揭示了土地自然赋予的家国之意。

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作家更加直率地面对乡村的过去与现在，直面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农民离土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或是缘于城市化进程逼迫下，乡村已经无以为继，或是缘于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当土地不再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成为阻碍时，一部分农民便产生了逃离乡土的强烈愿望，向往着与土地没有直接关联的美好生活。部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基于现实的考虑，一旦经济生活遭受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便被抛弃，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下，人性扭曲似乎也顺理成章。农民即使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也难以改变其弱势地位，只能落得一个“想做城里人而不得”的下场。阎连科的《受活》，尤凤伟的《泥鳅》，贾平凹的《高兴》等，写的都是农民进城后只能在城市底层艰难求生的命运。对于乡土文学中千人一面的“农民工”形象，赵本夫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认为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个弱势阶层来写的视角并不全面。《安岗之梦》《带蜥蜴的钥匙》中的流浪汉毛眼那么努力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市民”，甚至还见义勇为与流氓作斗争，主动投入维护城市良好秩序的行列中去，当然他不曾想到繁荣发达的城市其实是排外的，他自己正是因为被认定为影响城市市容的不稳定因素而遭到驱逐。《无土时代》中，赵本夫并没有花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农民的苦难，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义愤和同情，他笔下的农民工天柱等人虽然生活艰辛，却以近乎天然的自信秉持着一种平等人格和自足精神，在繁华都市优游其间，天柱的绿化队甚至还成为了木城全市的绿化工作承包者。自信的天柱与上自周市长下自饭店服务员小米都交上了朋友，其中既有源自于乡土世界农民天然质朴秉性的加持，也有个人对现代城市病的清醒认知。甚至在周市长的暗中支持下，“胆大妄为”地将木城三百六十一块草坪换上麦苗，以治愈木城人百病缠身的城市病。这是赵本夫乡土乌托邦的恣情歌唱（赵本夫丰县赵集旧居仍然保留着，每年总会抽时间回去住段时间，这不只是省亲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皈依的渴求）。赵本夫改变了以往乡土小说中农民自卑、猥琐、羡慕嫉妒的形象，甚至将农民工塑造成城市文明的拯救者，擦亮了农民工群像，展现了城乡冲突的另一面，可以说是通过乌托邦叙事实现了乡土小说的异质性书写。

地之子：土地信仰的乌托邦文学营构者

赵本夫生于黄河故道，长于黄河故道，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是铸就了他的精神血脉，他对这块土地上的农村乃至农民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他熟悉这块土地的呼吸，他陶醉于田间地头五谷的芬芳，他听得懂风语花信，鸟鸣虫唱，他是当之无愧的“地之子”。

土地是人类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坦荡无私地哺育着人类，因此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土地信仰的现象存在。到了阶级社会，土地又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即便工业社会的今天，当代人住在城市钢筋水泥的高楼里，日渐隔膜了关于土地的记忆，但谁也不能否认土地的养育之恩，否则何来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之说？！赵本夫用地母三部曲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历史的人类学视角和雄心令人钦佩。地母三部曲总体上就是一部传奇性和寓言性的土地史诗，从人与土地关系的历史演变着手，结合历史事实和丰富想象，在虚实相间、真幻相生的描写下，重新演绎黄河故道的历史，既不失历史真实感，又飞扬着玄妙的想象，从而彰显出独特的审美旨趣。由《黑蚂蚁蓝眼睛》的自信、彷徨、抗争到《天地月亮地》的失败、不甘、放弃，鱼王庄与草儿洼的互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热爱土地立志建设农村，到渴望融入城市厌弃农村的背叛和逃逸，由木城城市病的不治到天漏邑史前文明的复现和传承，这就是赵本夫在其系列作品中为读者描绘的乡土乌托邦总体图景，演绎了土地信仰的重建、坍塌与变异，赵本夫用小说塑造的这座土木小楼，便是黄河故道的文学传奇。

传统与现实之外：黄河故道文学的开拓者

从成名作《卖驴》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赵本夫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路径，汲取了包括笔记小说在内的传统文学的精华，写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还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到了80年代中期，经过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作家班、南京大学学习毕业的他，已经开始探索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创作出了《走出蓝水河》《涸辙》等中长篇小说，其后苦心孤诣，历经几十年完成地母三部曲，书写了中国农民百年命运的变奏曲。

就像雷达2005年在南京举行的赵本夫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所说的，“赵本夫是一位值得文坛重新认识的重要作家，有自己极为个性化的成长史和经验世界，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阅读价值。”特别是在《天漏邑》和《荒漠里有一条鱼》出版多年后的今天，赵本夫的重新评价已经成为必然的话题。

标新立异的新时期文学其实是在急速西化的倾向中完成蜕变的，当代文学80年代的黄金十年是在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旗号下下场的，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再造，意味着激进和幼稚的不可避免，尤其是在面对与当代文学传统的割裂上，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秉持改革创新的锐气，在批判“文革”的背景板前享受着属于当下时代的馈赠，其中就包括简单地否定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眼光向下，拒绝崇高，回归日常。但问题在于，离开了政治意识形态审视的文学，真的可以天马行空书写一种直抵人性至真至美的“优秀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从来不存在无阶级的、纯粹人性的文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要说明的是，当代文学上的这种所谓“去政治化”是假借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攻城略地的，其实质恰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赵本夫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新时期之前当代文学的失望与反拨，在其作品中对于土改时的富农和贫农作了个性化的比较处理，认为勤劳持家的地主（如马坡）和富农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相反好吃懒做的贫农（如杨耳朵）并不值得肯定和同情，这种对地主的民间视角“新认识”，和莫言《生死疲劳》如出一辙，其中主要角色西门闹就是一个被“冤死”的“好地主”。《逃兵曹子乐》中对于职业逃兵曹子乐无法克服胆小怕死，最后一次从八路军逃跑时捉了一名同样逃跑的日本兵，将俘虏送回八路军驻地时自己却没有勇气返回部队，这种对人性弱点的开放态度在《天漏邑》中也在叛徒千张子身上体现出来，他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疼痛出卖了女县长檀黛云。尤其在对人类未来和前途命运的思考上，赵本夫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历史和自然，微山湖的干涸，木城的城市病，人类社会的纠结坎坷，最终都要在世外桃源的天漏邑寻找答案，因为这村子历史比任何一个朝代都长，而这个四季多雷的深山古村敬畏自然，道法自然，这里依然是禅让制的原始社会形态！可以发现，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叙事是其最主要的文学标识。同时也要看到，对理想主义内涵的执着坚持不可避免地给作家带来反噬，乡土社会先天性的保守性质，以乡村社会的道德乌托邦抵制现代文明的发展显然有失偏颇。天漏邑作为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不可能给现代社会提供解放的指南，汪鱼儿的羽化而去，柳先生的天葬尸解，都是无力面对现实的表现。作家柴门云游四海的不知所踪，天柱绿化队的荒唐行径（在花坛种麦），石陀貌似人格分裂的乖张行为（坐木梯办公、下班后易装敲击马路牙子、提各种荒唐的政协提案、不定期到象鼻山神秘祭祀），不过是一群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自我救赎，对自然崇拜和乡土乌托邦的信仰正蜕变为与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共在互视的表演，从而也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甚至从反讽和批判的角度呈现出反乌托邦的价值追求。

陈思和曾把民间立场作为新历史主义的本质特点，并把赵本夫《刀客与女人》作为较早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公认的成熟的文学流派（最多是一种相似的创作倾向），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等的命名，不像现代文学中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那样得到较一致的认可，二是像赵本夫这种创作周期长、风格多样化的作家，很难用某一个流派来标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文学流派的客观存在，但要用系统的文学观来观照整个文学史，首先是这一地域作家群的创作史，以从中提炼出其标志性的文学特质，即主要由其独有的地域文化孕育的审美特质。就赵本夫而言，这种特质就是黄河故道赋予的粗犷、浑厚、刚烈、意气的壮美。其次，要基于差异性与共同性相统一的认识，在梳理、提炼流派创作的共同特质的同时，肯定、辨析各自不同的创作特色，辨其源而识其流，求其同而察其异。基于此，关于黄河故道文学的命题，显然还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生成性问题，有赖于学界与文学界的共同努力，以显其形而灼其华，流芳文坛，泽被后世。

（王保升，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理事）